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 吳霜 上海報道

11月12日，上海財經大學舉辦了“2022年上海財經大學高峰論壇”，邀請國內財經界頂尖專家學者、金融機構的高管與上財學者圍繞“新財經戰略與中國式現代化”這一主題進行了分享。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認為，從金融的角度來看，大力發展產業數字金融是下一個階段非常重要的任務。肖鋼表示，當前工業互聯網和產業互聯網在快速發展，金融的數字化轉型也在加快。對傳統制造業而言，數字化改造是產業數字化的一個主賽道，產業數字化也帶來了生產組織和商業模式變革。對于下一步如何發展產業數字金融，他認為，應該從加強頂層制度安排、著力打造數字信用基礎設施、場景聚合與生態對接、變革風控模式等四方面開始入手。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原總經理、上海市原常務副市長屠光紹就如何健全資本市場功能，提出了八點認識：要健全資本市場支撐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的功能，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要健全資本市場助力綠色低碳發展的功能，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健全資本市場推動社會融資體系優化的功能，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健全資本市場引導居民財富結構轉型的功能，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健全資本市場提升資產流動配置效率的功能，盤活存量資源；健全資本市場深化金融對外開放的功能，服務雙循環格局；健全資本市場促進公司治理的功能，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健全資本市場服務民生福祉的功能，擴大社會責任和普惠投資。

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表示，在全球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性方面，要清醒的看到挑戰之艱巨，這就要求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水平。具體來說，要推進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包括加快推進長江三角洲一體化、海南自由貿易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以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的發展格局，使中國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形成新的重大的突破，使中國成為持續吸引海外投資的熱土，推動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更緊密的融合，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也為世界和平發展事業做出中國的更大的貢獻。

原保監會副主席周延禮則對《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動個人養老金發展的意見》的實施效果進行了展望，并提出，要加快社保制度建設步伐，推動個人養老金制度落到實處：需進一步完善財稅政策，推動其精準化、定制化；提供適應性的金融產品，實現風險控制與收益的相對平衡；提高政府部門服務便捷性，支持多種繳費方式，方便養老金支??；充分發揮政府統籌引導作用以及進一步提高金融監管有效性。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認為，未來五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是世界的艱難期，同時也是中國戰略突破的機遇期。他通過詳實的數據、圖表，分享了關于未來金融形勢的幾個觀點：增長速度下臺階、增長中樞持續下移，導致政策利率無法向自然利率快速靠攏，給傳統金融定價模式帶來挑戰；大時代中由于疫情、戰爭、地緣政治和大國博弈等造成的系統性斷裂帶來的風險導致傳統定價模型難以計量；技術創新的速度正在遞減，其帶來的世界紅利快速下滑，風險投資面臨挑戰，迎接創新的金融需要重新布局，而世界技術的孕育期卻為中國提供了絕佳的趕超機會和彎道超車的機會；高債務、高杠桿與利率提升期必定帶來一段時期的去金融化；中國未來的各類結構性變化還會對金融形態產生沖擊，例如老齡化對養老產業與金融發展的影響，去房地產化對財富管理與配置的影響，綠色轉型、數字轉型、內外雙循環轉型等帶來的金融形態和價值理念的變化等。

對于健全資本市場功能，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對于證券公司有哪些機遇？對此，東方證券黨委副書記、董事長金文忠認為，證券公司作為資本市場重要的中介機構，肩負“兩個使命”和“三大責任”。第一個使命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區域經濟服務、為產業經濟發展服務；第二個使命是為社會財富管理服務。健全資本市場功能，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把社會資金通過資本市場融到實體經濟領域中，與這“兩個使命”密不可分。

他表示，證券公司同時也肩負著“三大責任”：一是深化資本市場改革，逐步建設成為成熟的資本市場；二是推動證券行業的高質量發展，建設一個適應于國際資本市場和成熟資本發展的證券行業；三是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全球資管中心建設，探索出一條證券公司及金融機構獨有的高質量發展道路。資本市場的深化改革，與提高直接融資比例、推動科技行業發展，以及推動創新發展這三者是有機結合的。

興證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錦泉分享了正處于機遇期的行業，他表示，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藥、高端裝備等行業，這些行業是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驅動行業，蘊藏較大的投資機會。第二，從資產管理行業的機遇來講，要通過財富管理幫助老百姓實現資產增值。一方面，資管企業需要持續不斷的努力，獲得長期收益。另一方面，也要積極做好投資者教育，因為資本市場本身、股票市場本身波動性相當大。

對于促進社會公平，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范子英認為，未來的財稅改革在加大稅收再分配力度方面的主要舉措包括：一是要提高直接稅的比重。當前我國直接稅的比重偏低，將來的規范發展，有利于減少貧富差距，有利于增加廣大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進而增加財產性收入。同時，居民收入結構更加合理，整個社會的投資能力和消費能力得到提升，能夠支持中國經濟更好更快的發展。二是在適當時機建立財產稅體系，把房子的功能從金融屬性回歸到居住屬性，而房產稅只是針對少部分家庭，恰好回到中央提到的房住不炒的功能。對于老百姓而言，今后的財產性收入來源，不再主要依靠房地產，而要更多依賴于資本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