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曹媛 深圳報道

1997年，美國以英國歌手大衛·鮑伊音樂版權的未來收益為基礎資產，開發了知識產權資產支持證券，鮑伊債券（Bowie bonds）成為知識產權證券化的首例實踐。

20余年后，我國首只知識產權證券化標準化產品誕生，“第一創業-文科租賃一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于2018年12月在深交所獲批。

從國際首例到國內規模化，截至2025年6月3日，全國知識產權ABS累計發行規模超200億元。據WIND數據，今年截至6月5日，我國已至少發行12只知識產權ABS，發行規模合計達13.56 億元。

多數企業雖手握專利技術，但因缺乏傳統抵押物而陷入融資困境，知識產權證券化（ABS）讓“知識就是財富”照進現實，通過將專利、版權等無形資產轉化為證券化基礎資產，幫助中小科創企業破解“有技術無抵押”的融資困局。

2015年以來，我國陸續出臺系列政策支持知識產權證券化業務發展，但相較于資產證券化市場十幾萬億的發行體量，知識產權類ABS僅占比甚至不到1%，市場尚處在發展初期。

但知識產權類ABS在普惠金融等方面的意義不可忽略，知識產權評估標準不統一、知識產權證券化風險管理、提高市場認知水平等問題還需進一步解決。

發起機構集中度高，境外融資渠道拓展

近年來，知識產權證券化滲透率逐漸提升。CNABS數據顯示，2024年，知識產權證券化產品全年共發行57單，發行規模為98.06億元，發行規模同比增加25.97%。

發起機構仍以小額貸款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和融資租賃公司為主。但記者注意到，知識產權證券化產品發起機構的集中度較高，馬太效應顯著。

據CNABS、聯合資信統計，2024年知識產權證券化產品前五大發起機構發行產品數量共37單，發行規模共73.23億元，發行規模占比為74.68%。其中，深圳市中小擔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高新投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發行規模常年穩居前二，發行規模合計占比高達58.80%。

從發行規模來看，知識產權ABS產品每單發?規模較小，通常在一億元左右。“大型企業?般有較多應收賬款或其他優質資產、融資渠道多樣，可以選擇做CMBS（商業抵押貸款支持證券）、類Reits、公募Reits等。而知識產權ABS服務對象主要是規模相對較小的企業，帶有?定的普惠?融性質。”平安證券投行資產證券化產品執行總經理李曉鵬告訴記者。

知識產權證券化產品的底層資產類型也日益豐富。如農業知識產權、新能源汽車知識產權、數字人民幣形式投放的知識產權、中醫藥專利、游戲動漫版權等均是近年新增的知識產權類型。

此外，長期在境內發行的知識產權ABS產品，也在打通境外融資渠道。2024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運用促進司司長王培章表示，“指導深圳市探索‘境內+境外’的深港跨境知識產權證券化綜合融資新模式，通過知識產權在岸質押，疊加跨境反擔保增信等方式，打通企業知識產權境外融資通道”。

記者了解到，此前，深圳市福田區便依托外債便利試點改革，推出“知識產權在岸質押+跨境反擔保+資本項下外債流通”的跨境融資模式，推動發行粵港澳大灣區首單深港跨境“N+1”知識產權證券化項目。

“N”指的是N家河套合作區科創企業，在境內以向符合條件的專業投資者發行的形式完成證券化募資，由深高新投將N家企業的附知識產權質押的小額貸款債權經專業化評估和信用增級后轉化為金融資產進行發行，到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掛牌上市。

“1”是科創企業在香港以私募形式完成證券化募資，由工行深圳分行落實知識產權“在岸”收益權受讓，并通過跨境反擔保與工銀亞洲建立跨境“知識產權”增信，為企業在香港獲取融資提供信用支撐，最后企業將所獲融資在其專項外債額度內以外債形式入境，融資額度200萬元，可依需分批使用。

產品運作模式日漸標準，“知產變資產”路徑清晰 

“2019年剛起步時，知識產權證券化的交易結構相對新穎，但發展到現在操作流程都比較標準化了，主要模式是小貸公司提供資?，再加上擔保增信的模式。”李曉鵬告訴記者。

以近期落地的“深圳市知識產權12號-高新投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園區中小微企業支持）”為例。該產品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團有限公司（深高新投）、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與深圳市中小企業服務局共同指導與支持，由平安證券擔任計劃管理人。

深高新投向記者介紹該產品的運作模式：首先，園區內中小微借款企業以合法持有的知識產權作為質押物向高新投小貸公司申請借款；其次，由深高新投集團下屬融資擔保子公司提供擔保，形成底層質押債權及附屬擔保權益的基礎資產；然后，深高新投集團下屬小貸子公司作為原始權益人將基礎資產轉讓給專項計劃，并由深高新投融資擔保子公司在產品層提供增信，設立資產支持專項計劃。

據介紹，上述ABS產品項目規模4600萬元，為10家產業園區企業提供融資支持，企業融資成本最低2.45%/年。“如今我們與深高新投的合作模式已經比較成熟，從前端材料準備到監管溝通及申報，1個月左右便可完成一次發行。”李曉鵬說。

與傳統融資方式相比，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突出優勢是突破了企業對土地、房產等固定資產抵押的依賴，使企業的核心技術創新能力通過知識產權得以變現。

通過知識產權證券化，企業還能在政府補貼下以較低利率獲得融資，減輕財務負擔。也能幫助中小企業提高融資效率、縮短融資周期、加快企業資金回籠速度。

據聯合資信數據，2024年知識產權證券化產品的優先級證券加權平均發行利率為2.42%，與同年市場發行的一年期證券化產品（AAAsf級）發行利率的利差為0.18%，利差較2023年的0.38%縮窄了20個bp。

更為重要的是，李曉鵬認為，通過知識產權ABS這一融資工具，企業可提升在資本市場的曝光度，為后續IPO、再融資奠定基礎，“知識產權證券化這個產品不一定比銀行資金還便宜，但這個意義是其他融資渠道都替代不了的。” 

樣本觀察：解碼知識產權ABS“深圳模式” 

從全國來看，目前深圳是知識產權ABS發行規模最大的城市，產品發行場所以深圳交易所為主，并形成了一套“國資主導、政府補貼、市場參與、企業獲益”的知識產權證券化“深圳模式”。

據《深圳市2024年知識產權白皮書》，截至2024年，深圳已累計發行99單總規模219.06億元的知識產權證券化產品，占全國總發行量過半。

如何理解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深圳模式”？深高新投向記者介紹，在“國資主導”方面，以深高新投等為代表的國有金融企業，在深圳開創并主導知識產權證券化業務模式并在全國進行推廣，并通過下設的擔保子公司和小額貸款子公司，為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和擔保保障。

截至目前，深高新投在深圳全市已完成合計規模128.59億元的66期知識產權類ABS產品發行，涉及近800家次科技型企業。

而“政府補貼”在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通過給予企業融資成本補貼、擔保費補貼等優惠政策，提高企業參與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積極性。

記者查詢發現，深圳市當前的補貼標準是：對入池參與深圳市企事業單位發行的信用評級達到3A等級的知識產權證券化項目并獲得融資的企業，按照實際利息與擔保費的合計金額的50%進行補貼，補貼金額不超過融資規模的3.5%，同一申請人每年補貼總額不超過200萬元。

“市場參與”方面，深圳吸引了眾多金融機構、投資機構、中介機構等市場主體參與知識產權證券化業務；“企業獲益”則是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核心目標，將企業的知識產權轉化為可融資的資產。

記者了解到，深圳是全國范圍內率先擔任起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城市之一。早在201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中指出支持深圳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

同年，深高新投與平安證券推出全國首單小額貸款債權知識產權ABS產品“平安證券-高新投知識產權1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首期產品發行規模1.24億元。

從知識產權ABS首單業務落地到目前市場規模超200億，李曉鵬明顯感受到深圳中小企業和投資人的認知水平逐漸提高，“適合知識產權證券化的企業并不多，需要滿足中小型科技企業、具備有價值的知識產權等條件。我們到其他省市地方做推廣溝通工作，但是整體來看，除深圳外其他地方發行規模相對較小。”

此外，企業整體資質較佳也是深圳開展知識產權證券化業務的優勢。“從2019年到現在，我們的多期知識產權ABS項?都運?得比較平穩，沒出險過。深圳企業整體資質相對較好，財務狀況也比較健康，這也是在深圳開展業務的?大優勢。”

市場認知度成擴張瓶頸，估值、風控待優化

雖然知識產權證券化模式已趨于成熟，但整個市場目前仍處于發展初期，整體市場規模相對較小，投資者對其認知和接受程度有限。這種狀況導致了市場流動性不足，進而影響了證券化產品的發行和交易。

“同時，也存在部分企業對知識產權ABS的了解還不夠深入，對其操作流程、風險收益特征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疑慮，需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推廣和培訓輔導。”深高新投相關負責人表示。

“無形資產”知識產權也存在估值難題。“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的難點在于它涉及法律、技術、市場等多方面因素，這些因素相互交織，使得評估標準和方法難以統一，進而難以準確確定其價值和未來現金流。”上述人士告訴記者。

目前市場通常采用多種方法解決上述問題：一是建立專業的知識產權評估機構，這些機構具備專業的評估團隊和豐富的評估經驗，能夠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對知識產權價值進行科學合理的評估；二是制定統一的評估標準和方法，通過規范評估流程和指標體系，提高評估結果的可比性和可靠性；三是引入多元化的評估指標，包括技術先進性、市場潛力、法律穩定性等，全方位衡量知識產權的價值。

此外，知識產權證券化風險管理也需優化。以平安證券為例，作為項目管理中間人，其在產品設計層?具備?套通?的增信和風險把控措施，如進?內外部的分層設計?設置差額補?機制、利?超額利差來緩沖風險。

李曉鵬強調，“另外企業的公司治理情況也是重要參考因素，如果企業內部管理混亂、風險偏好過于激進，就可能導致借款人逾期還款，小貸公司就得進?代償，進?引發壞賬率上升等?系列問題。”